作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邳州梁王城遺址是春秋戰國時期蘇北地區發現的最大的城址，是研究黃淮地區人類文明起源和文明演進的“活教材”。
2013年《梁王城遺址發掘報告史前卷》出版；2023年，《梁王城遺址發掘報告商周卷》出版。兩書出版相距整整10年，可見考古工作之漫長和艱巨。今年恰逢梁王城遺址發掘二十年，記者采訪相關專家和考古人員，探尋史前時期和商周時期邳州梁王城有哪些重要的考古發現，以及它在中華文明史上獨特的價值和地位。
發掘現場
梁王城曾是春秋徐國都城
“梁王城遺址是深埋在黃淮大地上一部厚重的史書。”梁王城遺址發掘項目負責人、浙江大學林留根教授感慨道。
梁王城遺址位于徐州邳州市戴莊鎮李圩村，蘇、魯兩省交界之處，京杭大運河傍依而過。1957年，南京博物院考古調查發現梁王城遺址，2003年夏秋籌劃啟動遺址考古發掘工作，2004—2009年，南京博物院、徐州博物館、邳州博物館等單位聯合對遺址進行了歷時五年的大規模考古發掘。
如今在邳州博物館，可以看到一面有多種顏色組成的墻面，這是根據梁王城遺址文化層剖面做的復原。每一種顏色的土層，代表著不同的歷史文化時期。
邳州博物館館長程衛當年也參與了發掘工作，他告訴記者，這些地層中最底層的是大汶口文化（因山東大汶口遺址而得名，距今約6500—4500年），向上依次為龍山文化（因發現于山東龍山鎮而得名，距今約4600年至4000年）、西周、春秋戰國、漢代、六朝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直至現代的地層。“約5米高的文化層，凝聚的是5000年悠久歷史。” 程衛說。
考古工作表明梁王城城址的始建年代為春秋中期，城址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，這里很可能是春秋戰國時期當地的鬧市區域或政治經濟中心。“非常幸運的是，梁王城遺址大部分被黃泛泥沙層所淹沒，因此遺址保存狀況良好。” 徐州博物館副館長原豐對當年的發掘記憶猶新。
發掘現場
梁王城屬于什么樣的城池？“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資料看，梁王城遺址在春秋時期應該就是古徐國后期的國都，最終被吳所滅。”原豐向記者還原了一段遙遠的歷史。
徐國的先祖為伯益，曾輔佐大禹治水有功，他的兒子若木被封于徐（今邳州、郯城一帶），建徐國。其后，歷夏、商、周三代，徐國都是強大的諸侯國之一。到了周穆王（西周第五代君主）統治時期，徐國君主為徐偃王，國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強盛，有36個鄰國向其朝貢，疆域擴大到蘇北、皖中、魯南等廣大地區。周穆王和徐國終于發生戰爭，徐偃王被擊敗后，為避免生靈涂炭，于彭城（今徐州）一帶山林隱居，百姓跟隨他的有上萬人。周穆王讓徐偃王的兒子繼續統治徐國，此后，徐國有了數百年的太平時期。
春秋時期，徐國國力有所恢復，但已大不如前。公元前512年，吳國闔閭派孫武、伍子胥北渡淮河伐徐，引泗水淹徐。徐王章禹自知不敵，降吳遭拒后，攜王室宗族棄國而走。徐國共經44代國君，計1600年左右。
為什么叫梁王城？因為城址附近有梁王城村，但梁王是誰，徐州市史志學會副會長李世明表示目前有不同的說法。綜合考古發掘出土文物和民諺傳說，梁王城應為“徐王城”，其建造者是徐糧王（有學者認為應為徐糧王），所以被后人稱作“糧王城”，后演變成良王、梁王。至于徐糧王的真實身份則還需進一步考證。
梁王城的形制特征、平面布局是怎樣的呢？林留根介紹：“城址由大城和小城組成，平面形狀呈‘凸’字形，功能分別相當于郭城和宮城。”大城由城墻、城壕圍合而成，總體平面形狀近長方形，南北略長，東西稍短。小城處在全城地勢最高處，高于城內活動面約5米，是俯瞰整個城址的中心和制高點，突出了王權地位，即老百姓常說的“金鑾殿”。城址依山傍水，具有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完備的防御體系。
梁王城城址為什么是古徐國后期的都城，林留根列舉了一些依據：梁王城作為徐國國都，大城與小城的雙城制格局，與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國都的形制格局一致；同時，不論是建城年代還是建城地點，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都極為吻合。
“梁王城修筑了周長4200米，25米寬、15米高的城墻，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，絕對是一個浩大工程。”林留根說。
5000年前這里是一片“福地”
梁王城遺址最底兩層為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。“遺址揭露了史前時期較為完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，填補了蘇北地區大汶口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階段的考古學文化空白，為研究區域文化譜系和類型有重要意義。”原豐認為這是遺址的主要成果和價值之一。
據程衛考證，黃帝長子少昊被尊為白帝，是整個東夷部落的首領。少昊一族統治東夷時間較長，考古發現證明，少昊氏不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時期，而且還延續到龍山文化時期。大約在距今6000多年前，有一支東夷人南下，當他們來到今天邳州北部和西北部地區時，發現這里氣候溫暖濕潤，于是決定留下。當年東夷人生活的地方，就是邳州的三個“國保級”文化遺址：劉林遺址、大墩子遺址、梁王城遺址。
那么五六千年前梁王城遺址的先民生活究竟是怎樣的呢？“當年這里有河、有山、有高地，很適合先民生存，從出土文物可看出他們過著安寧幸福且質量較高的生活。”林留根稱這是先民們難得的快樂時光。
鈞瓷盞
遺址出土有不少石鐮、石錛等農具，打造精細，磨損嚴重，表明這里有較大面積的農業種植；發現了大量的捕魚工具網墜，在生活區和墓葬里還發現魚骨和魚刺，表明捕魚在當時已相當發達；從發現的動物骨骼來看，當時的先民已馴養了豬和狗，有穩定的肉食來源，獐牙和鹿角則表明狩獵也是他們獲取肉食的重要方式；土里到處有麗蚌殼，麗蚌這種生物生活在大面積的淡水區域，這些吃剩的殼表明先民有充足的食物。
遺址發現了紡線用的石紡輪和縫紉用的骨針，說明當時已經有了紡織業。同時，紡輪多出土于女性墓葬中，與狩獵、戰爭活動相關的鉞和鏃則多出土于男性墓葬中，表明當時已經出現了基于性別的社會分工，且具有“男主外，女主內”的特征。
在墓中的隨葬品中，只發現了6枚骨箭頭。武器稀少可能是因為很少有戰爭，從一個側面說明當時資源足夠豐富，部落之間不必因搶奪而發生沖突。
黑陶高柄杯
他們不僅“衣食無憂”，還有美酒可飲。不論男女，墓內隨葬的基本都是酒器，最多的達到30余件。酒器有高檔的如黑陶高柄杯和白陶酒杯，低檔的如大大小小的杯、壺等，都貼身放在墓主身邊。
他們住的也是“豪宅”，因為在遺址發現了“紅燒土”。林留根表示，原始社會人們是用泥筑房，這是普通的住宅，生活好的居民就開始注重“裝修”，就是將泥用火燒成紅色，這樣的墻體不僅更加結實，而且能夠防潮，人住在里面會更加舒適。
陶簋形器
這些先民雖然處于人類文明的萌芽時期，但是已顯露出了非常高的創造能力。遺址發掘出大量陶器，有鬶、罐、鼎盛、豆和背水壺等許多種類，最為珍貴的是黑陶中的蛋殼陶。黑陶的燒成溫度達1000度左右，燒成的黑陶像被油漆過一樣，光亮得能照出人的影子。蛋殼陶胎體最薄的僅為0．2毫米，且還有鏤空。“因為薄胎在燒制時極易炸裂，生產難度很大，所以這樣的工藝簡直是個奇跡。”程衛說。
女性地位高，還有拔門牙習俗
5000多年前的梁王城呈現怎樣的社會特征？從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的數量、種類可以看出當時社會分化程度以及風俗特點。
在新石器時代，墓主大多是男性明顯多于女性，但是梁王城大汶口文化墓地，卻是女性多于男性，這種現象極為少見。根據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孫浩然統計分析，梁王城遺址大汶口文化時期的墓葬可分為三期，其中一期早段保存狀況較好的成年單人墓葬共22座，出土隨葬品302件。其中，男性墓葬5座，出土隨葬品50件；女性墓葬11座，出土隨葬品171件。男性墓墓均隨葬品為10件，女性墓墓均隨葬品約為15．5件。
一期和二期都是這種情況，二期時還有擴大的趨勢，孫浩然認為這是當時社會的常態，即梁王城大汶口文化聚落中女性可能一直多于男性。與性別相關的社會分化也已經出現，女性地位高于男性，雖然部分男性曾因參與戰爭獲得和女性相當的社會地位，但社會一旦趨于穩定，女性的地位就會明顯高于男性。
在墓葬中，還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，那就是埋葬的成人大多少了兩顆門牙。這是什么原因呢？林留根認為，在古代華夏人眼中，大汶口文化屬于東夷，東夷人有拔門牙的習俗。拔掉門齒影響發音和進食，這樣做肯定不是出于實用，而是追求某種精神力量。
程衛發現每個墓主人都戴著一頂“陶制的帽子”，有的用陶盆、有的用陶鼎，加上成年墓主人大多少了兩顆上門牙，他認為這可能源自東夷人變頭與拔牙兩種習俗。東夷人崇拜鳥類，穿衣打扮、容貌舉止都模仿鳥的樣子，變頭是模仿鳥的頭部，拔牙則是象征鳥嘴。
墓葬中也出現了一些令人不解的現象。比如一般是母子合葬、夫妻合葬，而一墓中兩名男子合葬，為首次發現。更令人驚異的是，他們的身高都在1．8米以上，比其他墓穴中的先民都要高。通常生活優裕的人個子才高，而這座墓中一件隨葬品都沒有，表示墓主是窮人。此外，其他墓主都是頭東腳西，只有這兩位“高人”是頭南腳北，留下了很多謎團。
新華日報·交匯點記者 楊民仆
圖片由梁王城考古隊提供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