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 “西夏陵” 成功列入《世界遺產名錄》的消息從巴黎傳來，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這片位于賀蘭山山脈南段東麓、沉寂千年卻又神秘莫測的陵墓遺址群上。
歷史上，西夏與北宋曾長期對峙，無論是戰場上的金戈鐵馬，還是榷場邊的經濟博弈，都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的歷史進程。
中國歷史上，西夏曾與北宋、遼朝鼎足而立。西夏是我國古代西北部黨項羌人建立的王朝，隋唐時期，黨項羌人逐漸聚集到甘肅東部、陜西北部一帶，唐僖宗時其首領拓跋思恭被封為定難軍節度使，后被封夏國公，賜姓李，轄領夏、銀、綏、宥州，成為地方藩鎮。
五代時期及北宋初年，李思恭家族后代都接受中原王朝的任命和冊封，直到北宋景祐五年（1038）李元昊稱帝，建國號“大夏”（史稱“西夏”），定都興慶府（今寧夏銀川），割據22個州，東起黃河，西盡玉門關（敦煌西），南迄蕭關（甘肅環縣北），北抵大漠之地，占地兩萬余里，與宋、遼分庭抗禮。而西夏與北宋之間戰斗頻繁，其中還包含著深層次的“經濟戰”。
西夏對北宋的戰爭
李元昊即位后，下了禿發令，并努力吸收漢文化，創制黨項文字，西夏的重要典禮和朝賀儀式都參照唐宋規制。李元昊發動的三川口、好水川、定川砦等大戰役，給宋軍造成很大損失，“喪師皆無慮十余萬”。北宋慶歷四年（1044），宋夏達成和議。隨后，西夏又在“河曲之戰”中打敗了遼興宗統領的10萬遼軍，一時聲震天下，從此與宋、遼形成三足鼎立之局面，并成為北宋的一大勁敵。
早在李元昊的祖父李繼遷、父親李德明統治時期，黨項投靠遼朝，也表面“歸順”宋朝，但其軍隊經常性騷擾宋朝邊境，宋軍反擊，互有勝負。李元昊稱帝后，宋夏邊境沖突不斷。
元朝史學家馬端臨在《文獻通考》中指出，西夏政權到了李元昊時代，占地“方二萬余里”，總人口雖然遠不如北宋，但有近70萬的軍隊，且成年男子基本上都是騎兵，平時為民，戰時為兵，戰斗力相當強悍，這是西夏敢于同北宋甚至遼朝抗衡的內在原因。
一些官員學者如北宋陳師道、南宋王稱和葉適認為，西夏軍事對北宋的影響超過了遼朝。
范仲淹、韓琦等宋朝名相都曾組織軍隊抗御過西夏，尤其是范仲淹治邊有方，威震西陲，被西夏人和邊民尊稱為“小范老子”。只不過他的策略也僅僅是“力持守策”而已，對西夏軍事行動階段，“無大勝，亦無大敗”，但他積極采取營田實邊、修筑沿邊要塞等措施，使很多流亡百姓和羌族百姓回歸北宋，并培養出狄青、種世衡等一批戍邊名將。西夏因其軍事實力，在遼朝、金朝先后據有北方，以及北宋被金朝滅亡后，它的版圖一直較為穩固，直到1227年被蒙古軍滅亡。
除了軍隊強悍之外，西夏能與北宋長期并存和對抗，另有兩個重要因素：首先，北宋一直都認定北方遼國是最大的威脅，盡全力于抗遼，對僻居西北苦寒之地的西夏之威脅，沒有足夠的重視。其次，雄踞北方的遼國意在利用西夏，形成“三角效應”，對北宋進行牽制，所以每當宋夏戰事到了關鍵時刻，尤其是西夏居于劣勢時，遼國就出來干涉，致使北宋不得不重新調整戰略部署，無法重創西夏。客觀上，西夏對于北宋也僅能攻擊邊境而已，從未能越過河東地區，所以北宋和西夏的邊界線相對穩定。
歷史上，即便金朝滅亡北宋后，西夏的版圖依然沒有太多變化，由此也反映出，西夏的軍事實力持守有余，而進攻不足。這也是決定西夏同北宋之間長期并存關系的一個原因。
綜合西夏的國力和軍力，以及北宋、遼、西夏三國之間的對峙牽制形勢，包括北宋建國后自身的政治、軍事、經濟和內政等諸多因素，使得北宋對西夏的政策不斷變化，穿插著時戰時和、戰和并存的情態，從李元昊建立大夏與北宋對峙，直到與南宋高宗再締和約為止的91年間，宋夏之間共有75年處于戰爭狀態，時間不可謂不長。
西夏的“軟肋”
能征善戰的西夏也有它的“軟肋”。學者吳天墀在《西夏史稿》中指出，經濟問題一直是西夏的一個嚴重問題，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于，它給西夏帶來對外關系上的某些依附性。
北宋被西夏視為最大敵手，但是，兩個國家之間的“基本盤”相差懸殊：從疆域上來看，西夏版圖約為北宋的1/4；從人口上來看，西夏人口基本在300萬人左右，而北宋人口峰值在北宋宣和六年（1124）大約2340萬戶，計12600萬人，二者比例為42:1，差距極大；從經濟上看，工農商業門類齊全的富裕的北宋與僻居內隅以畜牧、農業為主的西夏相較，更是霄壤之別。
這是西夏的根本性難題。就當時格局而言，西夏“北事遼，南事宋，僅足以自存”——“事遼”是懾于遼朝軍事實力、政治地位，“事宋”則完全因有求于宋朝經濟援助和貿易交流。也可以說，西夏是將富庶的北宋作為利益追求對象，歲賜與榷場、和市是北宋和西夏之間的經濟往來形式。“歲賜”相當于北宋給予西夏的軍事安撫款，“榷場”是在兩國邊境設立的進行大宗貨物交換的官方貿易機構，“和市”則是次一級的“榷場”，主要是為了滿足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交換，規模較小。
西夏雖與北宋對峙對抗，帶著明顯的“以戰博利”“以和求利”色彩。軍力捉襟見肘的北宋對于彪悍的西夏主要是防御態勢，積極采取經濟制衡的方式，因勢而為，以達羈縻共處之效。
黨項羌人在李德明統治時期歸順北宋，與北宋關系較為融洽。李德明對北宋很滿意，他曾對兒子元昊說：“吾久用兵，疲矣！吾族三十年衣錦繡，此宋恩也，不可負。”
曾經擔任過邊帥的北宋宰相龐籍曾有言：“夏人仰吾和市，如嬰兒之望乳”——此言或有自夸成分，但也明確表述出西夏在經濟上對北宋確實有很強的依賴性。所以，根本而言，西夏與北宋之間表面上看是“武力戰”，實質上卻是長期的“經濟戰”。
北宋與黨項的“蜜月期”，因李元昊繼位后改稱“大夏皇帝”而打斷。為維持封建體制，宋廷曾想通過提供經濟利益，勸李元昊不要在名義上稱尊抗立，為了利益，李元昊起初還虛與委蛇。當北宋發現李元昊決然要與其對抗后，停止了對西夏的各種賜贈及互市，官辦榷場更是無從談起，但雙方邊境百姓為生活而進行的私下交易是無法完全禁止的。
北宋對桀驁的西夏皇帝曩霄（李元昊）發動了攻擊，但“王師數出不利”，西夏軍隊一系列凌厲的進攻，造成宋軍節節敗退，甚至震撼了北宋的封建統治。相對應地，西夏國內也產生了很大波動。西夏統治者對境內百姓大肆征調，幾乎是全民皆兵狀態，本就貧瘠的土地更加不易生存，西夏王國內“死亡瘡痍者相半”，幸存者亦生活艱窘，百姓厭戰情緒很強，“國中為‘十不如’之謠以怨之”，這些情形使得李元昊從政權穩定角度考慮，不得不及時調整對宋戰略，見好就收。
基于雙方各自原因和共同訴求，北宋慶歷四年（1044），北宋與西夏議和訂約，李元昊給宋廷的誓表中說：“凡歲賜銀、綺、絹、茶二十五萬五千，乞如常數，臣不復以他相干。”這也表明即便西夏軍事占了上風，為了經濟利益，卻也不得不與宋朝求和。宋朝同意了西夏的條件，不僅給以歲賜，同時允許西夏使者到北宋京城后可以“就驛貿賣”，并重開互市，兩年后恢復了保安軍榷場，又增設鎮戎軍的高平砦榷場。按照北宋的規劃，每年要在這兩個榷場購入黨項馬四千匹、羊二萬只，規模不小。但是，北宋仍然禁止西夏銷售青鹽于宋境，以保護宋朝鹽業專賣。李元昊通過戰后議和訂約，同北宋形成新的貿易框架，彌補了自身的經濟“軟肋”。
宋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李元昊之子李諒祚即位，親理國政之后，又開始實行親宋政策，北宋答應西夏的和議，賜歲幣，開榷場、互市進行貿易，但事先說定“違約則罷和市”。李諒祚遣使臣赴宋朝納貢時，還曾“請尚公主”，意在結宋朝為援，但宋仁宗沒同意。此后，北宋與西夏一對鄰國的關系時好時壞，邊境狀態戰和并存。
就大歷史而言，西夏王國自1038年建立，至1227年被蒙古軍滅亡，有國190年，而與之長期并存對峙的遼朝和北宋早就于100年前為金國所滅，北宋一脈延續之南宋政權則偏安南部中國。由此可見，西夏政權之頑強和韌性。
總的來看，西夏實際上是以黨項羌人為主體的，包括漢（宋人）、藏（吐蕃）、維（回鶻）、蒙（韃靼）等族組合而成的多民族政權，它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深受包括北宋在內的中原王朝的影響，并積極發揮自身的優良傳統和智慧、勤勞。其與北宋長期對峙，為了局部利益，常在沿邊戰地大肆劫掠和殺戮，打破和平之局，很長一段時期給西北地區百姓造成了戰爭災難，起著破壞作用，阻礙了社會文化和經濟貿易發展，對全局和自身都很不利。和則兩利，戰則兩傷——這是人類歷史的經驗。李曉巧
